匈牙利（Hungary）是一个中欧国家，多瑙河从北到南贯穿了它，平坦的土地，首都布达佩斯坐落在它的两岸，是世界著名的美丽城市。这个国家只有万人口，却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多年前，匈牙利革命青年裴多菲的热情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是世界各国人民熟知的千古绝诵。匈牙利人民热爱自由，但匈牙利又曾是中欧的一个霸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的一部分都曾在它的统治下。因为它是“奥匈二元帝国”中的一个独立实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奥匈帝国被肢解，匈牙利也失去了大片领土，就此萎缩成了一个欧洲小国。
人们都知道匈牙利人的祖先是从东方来的，匈牙利语的语词、语法和韵律都与中国北方诸族的语言有相似之处。匈牙利人的姓名称谓，如AranyJanos ùr（爱伦·亚诺什先生），是以“姓氏一名字－身份”为序；他们写的信封，是以“国家一城市一区里一街道一门牌一收信人”为序。看来他们的思维与我们中国人很相似，而与西方人相左。匈牙利民族的由来不少中国人以为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裔；但欧洲人知道它的真名是Magyar（马扎尔），与匈奴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以为他们是阿梯拉的匈人的后代，或成吉思汗的武士的子裔，那也是倒错了时光，他们分别是5世纪和13世纪的人物。马扎尔人是在9世纪末进据匈牙利地区的。为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年布达佩斯举行过“征服家园”的千年庆典。《大英百科全书》上有一种说法，古Magyar的祖先住在乌拉尔山北部，由于不明的原因使他们迁徙到南俄草原；在那里他们和一些游牧部落结成了名为On－Ogur（突厥语“十箭”）的部落联盟，邻近的斯拉夫人将On－Ogur讹读为Vengr，其谐音即是Hungary。然而，关于族名Magyar的由来却没人知道。
公元年左右，南俄草原上的Magyar人受到后续而来的东方游牧部落的攻击，西迁到喀尔巴阡山缘。东法兰克王国借他们去讨伐莫拉维亚公国，拜占庭皇帝又利用他们打保加尔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唐朝借沙陀兵镇压黄巢起义的故事，纯朴勇敢的游牧民族常常被“文明帝国”用来“借刀杀人”。后来，Magyar诸部由大酋长阿巴德（Apad）率领穿越喀尔巴降山，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那里富饶的水草使人马驻足。可是，此后半个世纪中，他们还继续骚扰西欧各国，尤其是他们的优良箭术和骑兵快速袭击能力，引起西方世界一片恐怖，犹如阿梯拉匈人再次降临。公元年，他们在巴伐利亚被日耳曼人击败，就此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了基督教。退一步海阔天空，转化了文化意识，就能在欧洲立国安身了。Magyar与“马佳氏”查证族名Magyar的由来，还得靠中国历史。满洲族马姓很多，大多出自“马佳氏”。北魏年内入的胡人中有“万俟氏”和“莫折氏”，万俟还入了《百家姓》。马佳、万俟、莫折都是与Magyar同音的，细考起来，隋代的“蔑促”，辽代的“梅只”、“慢押”，元蒙的“蔑里乞”等部落名，也都是“靺羯”、“勿吉”或Magyar的变写。
《步步惊心》马佳惠云北方民族常用族名作人名。与“靺羯”或Magyar相关的人名也不少。如：金代女真族的“麻吉”、“麻产”，辽代契丹族的“买住”、“抹只”、元代蒙古人的“麻察”、“马扎儿台”等。而女真人叫“满住”、“满柱”的更多，努尔哈赤还有“满柱汗”的称号。古代中原也有人以此为名，如先秦的“墨翟“（mo－ji），汉代的“金日磾”、“马日磾”（“日磾”读mi－ji ）。这个名字的广泛使用，不仅反映了北方诸族间的血缘渗透，还表现了华夏与北狄民族间的渊源，还更能看出Magyar是个来自东方的族名。楛矢石砮的故事《国语·鲁语下》的一则关于肃镇的记载，很能证明匈牙利人与通古斯民族的关系，它说：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故事是说孔子在陈国讲学时，有几只隼（一种大鸟）聚死在陈侯的庭院里，身上插着楛（hu）木制成的有石质箭头的箭，陈惠王派人将隼送到孔子处求教。孔子说，这些隼是从远方来的，因为那些箭是肃慎民族的箭；又说武王克商后，联络周边少数民族，让他们把自己的特产送来，要他们安心劳作；于是肃慎人进贡了楛矢石砮。孔子从箭是楛矢，就猜到这些隼是从东北地区飞来的。
楛木就是桦木，蒙古语称为hus，是在大兴安岭地区十分繁盛的树种，中原却很罕见。桦木轻而直且硬，数千年前肃慎人便善用桦木制箭杆，还以一种轻质石料磨制箭头，并以此进贡中原，这就是孔子告诉陈惠公的“楛矢石砮”。直到清代，桦木箭杆仍是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献给朝廷的例贡。弓箭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箭”字在匈牙利语中是nyíl，芬兰语是nuoli，爱沙尼亚语是pool，三者竟都与满洲语的niru（牛录）一致。更巧的是，“桦树”在匈牙利语里为nyír－fa，意为“箭树”，无疑又说明匈牙利人的东方祖先，是善制“楛矢”的通古斯民族。由于通古斯民族很早就解决了射击武器的材质问题，靺鞨－女真人的箭术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据高丽历史记载，辽东战争期间，唐太宗就是被靺鞨人的毒箭射中，数年后发作而死的，中国正史却把这个事实掩盖了。当游牧的Magyar民族进人欧洲以后，他们的骑术和箭术也都令西方民族畏惧。匈牙利语最接近女真语在Magyar人到达中欧后的一千多年中，它的语言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必然会发生很多变化。然而，在现代匈牙利语中不仅可以找到大量通古斯满洲语和蒙古语基本词汇，还可以发现许多近现代社会、军事、娱乐方面的高等词汇，有些甚至与汉语是相通的。下面我们择要做了一个简单的语词比较：匈语 满语 蒙语 汉语 天 ég abka 金 arany aisin 水 us muke usu 火 tǚz tuwa 花 virag ilga 笋 草 fǚ orho 卉 牛 tehan ihan 特 猴 majom monio 心 sziv 心 女士 hokgy fujin 妇 村庄 kozeg gasan 军队 sereg tsereg 英雄 bator baturu baatar军队的满洲语书面转写应为daincooha。这个比较不仅揭示了Magyar人的祖先来自满蒙地区，而且证明他们是在脱离了蒙昧后才离开那里的。12世纪女真族建立金朝，与Magyar人到达欧洲的时代相去不远。《金史·国语解》用汉字记载了七十几个女真语字音，其中虽只有三十九个字能析义，却有十余字与匈牙利语对应，如：金女真语 匈牙利语 客人 按答海 vendeg 摔角者 拔里速 birkozo 牙 畏可 fog 和谐 奴申 osszhang 快 撒八 sebes 买 兀带 vetel 刀刃 斜烈 el 金 按春 arany 口袋 蒲卢浑 borond 红色 活腊胡 voros更令人惊叹的是，《辽史·国语解》记载的契丹语词“兴旺”的两个同义词：“耶鲁”和“蒲速”，它们与匈牙利语的jolet和boseg对应得天衣无缝，这是很难得的语言同源现象，这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古Magyar人使用的是以女真语和蒙古语为主的混合语言。
匈牙利人的姓氏Magyar人保存了远东祖先的语言，还保留了一套以女真诸姓为主体的姓氏系统。如Nagy是“粘割”，Toth是“拓特”，Arany是“爱新”（意“金”），Bodo是“泊咄”。其他如：Buza（蒲察），Dudas（徒单）、Feher（夫合），Gyurkb（女古），Papp（把），Santa（散答），Szabo（塞蒲里），Szakal（撒合烈），Tomen（陀满），Turi（都烈）诸姓。亦皆有女真姓氏对应。（《金史·百官志》）不少北方民族族名也转化成Magyar人的姓氏。如：Bokor（仆骨）， Csibi（契苾），Horvath（贺拔），Kocsis（高车），Kovacs（库莫奚）、Sipos（须卜），Szekeres（思结），Szima（悉万），Szollos（树六于）， Torok（同罗）。《魏书·高车传》说高车族使用的车轮高大，因之得名；而匈牙利语Kocsis是“驾车人”，Kocsi就是“车”，可见“高车”本义是“车”，而不是“高大的车”。历史记载中以“汉义”附会一“胡音”的情况实在太多了。Magyar人出自满洲也有地名线索可考。公元年左右，靺鞨民族建立以文明著世的“渤海国”。《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中“鄚（mào）颉府领鄚、高二州”，《中国历史地图集》则标明“鄚颉府”是在哈尔滨周边地区，“鄚州”就在阿城（旧名阿勒楚或阿什河）地方；而“鄚颉”显然就是Magyar之音。唐太宗征东造成靺鞨民族出走Magyar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也有线索可循。唐帝国兴盛后，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近三十年，北部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抵抗，并曾重创唐军。后来高句丽一靺鞨联盟败灭，导致抗唐的靺鞨全部出走，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新唐书·黑水鞋鞘传》记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它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两百多年后出现于欧洲的Magyar人，可能就是这些西迁的靺鞨后裔。隋场帝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原本兴旺的隋王朝的命脉。唐太宗李世民当政十八年后，恃国力强盛，置前朝之鉴于不顾，决定亲征高丽，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领土问题。从此开始了缠斗不休的征东战争。在高句丽－靺鞨联盟中，高句丽王朝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而被利用的靺鞨部落，却又不知进退地从事军事蛮干，在长达一代人的抗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征东战事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公元年）声势最隆。唐军算计极尽缜密，它计划以营州（今朝阳）为陆路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出山东半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人，挫败了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归，一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战争空前残酷，唐太宗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之吮血……”，又如“（契苾）何力……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而决战正在安市城（今海城南）外进行时，“靺鞨众十五万来援”，靺鞨军以优良的箭术重创唐军，太宗亦为毒箭中伤。太宗对投降的高丽军宽大有余，而对靺鞨部众恨之入骨，竞“诛靺鞨三千余人”。唐军围城三月，却无力再战，于九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饥寒交迫，太宗情绪极为沮丧。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因箭伤死去。
唐军从此与靺鞨不共戴天，从唐军不断地用兵于“扶余道”的史实，可以推测与唐军为敌最力者，是聚居于扶余、嫩江地区的北部靺鞨诸部。连续二十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句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高句丽国王与唐帝国私相授授；老迈的权臣泉盖苏文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后将遗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公元年，高句丽国发生内哄，唐高宗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庞同善、高侃、薛仁贵、李谨行等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胜高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进次金山（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交汇处），威胁扶余地区。十二月，八十高龄的李勣（jì）任辽东行军大总管，统率征东战局，战事进入高潮。公元年9月辛未，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丽军西北重镇新城（今抚顺高尔山），由契苾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而以攻取扶余、嫩江地区，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公元年二月，时年五十四岁的薛仁贵，率精兵两千克扶余（今四平），周边三、四十部落纳款输诚。在北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高丽军倾巢而出，薛仁贵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出其不意地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歼敌五万，进据东部靺鞨腹地。高丽败象已露，靺鞨社会大受震动。失尽了辽东、扶余，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苾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丽国亡。而唐军的死敌靺鞨安车骨、泊咄等部的命运，则更是凄惨，《新唐书·高丽传》记载：（李）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萨贺水即是松花江，也是后来渤海国的鄚颉府地方。当时的真相大概是，唐军在占领扶余地区以后，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后方。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朝鲜半岛告急，高丽部队急于回救平壤，扶余、嫩江的靺鞨部队即成孤军，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唐军以夷制夷，高侃的营州契丹奚族、李谨行的燕州靺鞨族都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战胜后又纵兵掳掠。此时，靺鞨内部已相当空虚，无力抵抗，于是一场牵动满蒙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是史书所说的：“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结束语作为后来欧洲Magyar人的祖先，这些部落告别了东方社会，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亚欧草原上，消磨了两百多个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人了许多不同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祖先的业绩。他们本可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9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文章原载于年《历史月刊》）
